只能说，东亚女性在长达三千多年的男强女弱的文化统治下，“以弱为美”已经深深内化到了她们的心灵里。这也就可以理解，在中国，为何“剩女”这一具有绝对侮辱性质的词语的接受度如此之高。忆从前，上世纪80年代的人们只会私下里把30岁以上的女人称之为老处女，这个词英国有，美国也有，人群之中总有一些不爱结婚的；到了上世纪90年代，媒体上多了个词叫“单身贵族”。这词不分男女，也是对越来越多单身人士的善意调侃，但到了2000年后，“单身贵族”越来越专指男性，“剩女”成为另一个代指单身女性的专有名词。2007年8月，中国教育部将此词公布为171个新造汉语之一，官方承认了此词的合法与合理性，一举将年过27岁还没结婚的女性钉到了“剩女”的耻辱柱上—嫁不出去成了中国女性身上最大的“红字”。

于是乎，许多中国女性慌慌张张赶在27岁以前把自己嫁了出去，许多父母甚至如此威逼女儿：“就算结了马上离，你也得给我结一次！”概因“剩女”已到事关荣辱面子，事关家庭门楣的地步。

让剩女自我内疚的高学历与高收入

贬低“剩女”是“剩女恐慌症”最典型的特征之一。从前被剩下的未婚大龄女性大多因为条件太差，而现在剩下的则往往因为条件太好。面对一大批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出众长相的女性被剩下这个现实，最主流的舆论是这么认为的。“她们太挑剔”，将嫁不出去的责任归结为女性自身问题，加剧了“剩女恐慌症”的自我内疚模式。

嫁不出去是最大耻辱，高学历和高收入成为嫁不出去的最大阻碍。在相亲市场上，女博士们被授意需要刻意将学历降低，精英女性在聊天中被授意最好装白痴，更多以“过来人”身份自居的女性前辈则教育说，如果学不会向男性装傻示弱，就无法在婚姻市场上有所斩获。在今天的中国婚姻市场上，流行一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智逻辑—只针对女性。

这种反智倾向在今日中国的流行映照着悚然心惊的现实：时至今日，女性最大的作用仍然是她们的生育价值。她们的智慧仅仅限定在相夫教子这唯一的幸福模式中。在科技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社会中，中国男人的婚恋观和他们赶马车的爷爷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仍旧喜爱“处女”“不要太高文凭”“不要太能干”。他们无法欣赏比自己优秀的女性，反而对这些女性有一种巨大的恐慌，因为他们“管不住”—看，在婚姻状态里，中国女性原来是需要被中国男性管理的。

毫无疑问，中国女性的进步越来越快。后工业时代，男女智力几无差别。好在，“聪明”的中国男人把愚味的婚恋文化打造成了架在中国女人脖子上的另一副锁链。“女博士是恐龙”“考了研究生难找男朋友”“女人太强没人要”……许多本应有所成的女性自觉地止步于家庭，给男性让出了道路。糟糕的是，“男人一定强于女性”的思维定势又让优秀的女性在择偶时范围明显缩小。更可怕的是，女性因此也不知道该如何欣赏男性了。无奈选择比自己经济状况差的男性，会让女性的自我评价偏低，双方都很难获得幸福感。

掩饰“剩男恐慌症”

有意思的是，面对毫无必要的“剩女恐慌症”，主流意识并没有着意提高中国婚恋文化中的文明程度，改善男女两性对于婚姻的认识，加强法律的健全，反而在“剩女恐慌症”上推波助澜。一个主流婚恋网站可以堂而皇之地在电视上做广告，内容是老人以死相逼让女孩前去相亲。而时下最受欢迎的《舌尖上的中国》中，则深情地描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为了嫁一个好老公，宁愿放弃上好的大学与工作，去一个偏僻的地方陪着老公守仓库，并成功地为她的男人生了两个儿子，这一切，都是因为“嫁个好老公才是女人最幸福的事”。

时代在进步，中国人却在婚恋问题上陷入死结。男女两性在婚恋问题上各说各话，男人指责女人“拜金”，女人指责男性“好色、劈腿、无能、不负责任”—这比“阶级斗争”更激烈的“男女战争”在“剩女恐慌症”中愈演愈烈，社会价值的失衡与道德体系的崩溃又让这种敌意越来越严重。

洪理达在书中非常犀利地将“剩女”的盛行归之为主流意志的不作为以及别有深意：只要“剩女恐慌症”存在一天，就可以掩盖另外一些更尖锐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国当前的男女性比例是118：100，这个比率还会因为一胎政策越拉越大。如此，“剩女恐慌症”成功地将更严峻的“剩男恐慌症”掩饰了过去，而推动传播侮辱性的“剩女”话题也成功地将25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的自信打压贻尽。近十年来，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和收入状况在整个比例上都比80年代要低。所谓的女性进步又体现在何处？

一位朋友前几天替孩子报读所住小区附近的普通小学，赫然发现，二十几个人的一个班上，只有五个女生……男多女少，正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问题，中国人不但开始用“脚”投票，也开始用“性别投票”。